海鸥之歌
诚然, 随着工作和年龄的变化, 朋友之间讨论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 长时间不联系的同校朋友来问候, 问的是, 你结婚了吗? 定居在哪? 同事之间聊的是税率, 当下适宜的投资，绿卡移民等等。长者和晚辈间的谈话,无非是些房价, 学区，子女教育的建议。再者，女性朋友之间的话题也渐渐过渡到备孕, 妇产科医生，婚姻关系。范围再扩大些，全体的留美青年都漂移在是否要回国发展这个话题。
我对这些谈话倒不至于游刃有余，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排斥。只是短暂经历了些从空想主义归回真实的人世间的阵痛，纵然大部分的时间我无心交谈，但是也乐意做一个旁听之耳，这倒是有意无意地平添了一些向前年龄的经验，或许这也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优点。
在Clubhouse初为兴起的那几周，我也兴致勃勃参与了一些讨论。那个时候我在读废名，满脑子都是废名和冯文炳这两个名字，和新文化运动初期白话文的语法和句式。虽然中学时候我的历史成绩很好，但是如今所有的史料都从脑子里剔除干净了，也是性格使然。因为废名我重新开始留意新文化运动，五四年代，六四年代。有一日我不禁和匆匆感慨道，我只觉得自己像个五四青年。匆匆不假思索地回应道，我是六四青年。我就乐了，我们之间巨大的分裂，隔了不止五十年，譬如海鸥和枪炮的物种鸿沟，真有趣的。
于是有一晚我心血来潮，发起了一个关于五四精神的话题，调侃了一下郭沫若校长的新诗，又和几个同辈聊了些‘德先生’，‘赛先生’这些在我中学时代只觉得老气横秋的词汇。聊了短短一会儿我就累了，不想再说话，便离开去休息了。可见坚持交谈和表达也是一种需要可以训练的能力，十足地耗费精神。
在一些较为不在那么学生气的思考之后，我似乎获得了一种将理性抽离出感性的能力。这对我的生活倒是没有什么显著的帮助，但是这种能力近日来似乎体现出一种对于物理理解的大大增益。弃绝自己的自由意志，以一个更为无意志的观察者来解析公式，这是非常合宜且有益的。倘若允许我用一些时下的新词，无非是些‘底层逻辑’，‘赛道’，‘自由意志’这些词的胡乱组合。惭愧的说，我比相当一部分同龄人领悟的可要晚了许多了。
工作以来的另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身心健康了许多。再回想一番，我实在是太固执了。有一个稳定伴侣的扶持，统计结果上对于读博时期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虽然这种有益没能够成为说服我去寻找伴侣的理由。现在只得安慰自己这或许也是一番优点吧。而经历了种种精神上的挣扎并且得以靠自己的意志存活下来后，竟然意外生出了许多许多的慈悲之心，和读博的同学之间，和同龄的女孩之间，全是惺惺相惜之感。这是我少年时候全然没有的。少年的我似乎只有无知的善与无知的恶，对自我和万物的鄙夷，凭借一意的孤勇上下而求索。
我的整个留学生涯基本上可以总结为一个词–个人危机，几乎差点溺死在自己的绝望里。我的童年里，父母给了我多大的温存和爱意，便对应的激生出多大的绝望。对个人价值的绝望，对婚姻的绝望，对不曾被爱过的绝望。现代人总归是善于自我反思的，只不过这些绝望，这些反思毫无价值，二十岁的心是一只只撞死在激浪上的海鸥。
由此之后我看到了许多自己从未看到的景象，看到了所有伟大的伴侣，伟大的牺牲者。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多萝西娅，伍尔夫的丈夫，张益唐的太太，甚至是爱因斯坦的母亲（我想倘若她是一个一意孤行追求个人价值的，女权主义的，或者是不婚主义的，我们就失去了现代物理）。每个人存在的价值就是这样，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有了这些肤浅的领悟之后，我开始规划未来应该去领养个孩子，算是一些力所能及的善行。而当我浏览了一些领养中心孩子的信息后，竟然不敢再继续看下去。这世界遍布了苦。
再后来，我重新沉迷于汉语古典文学，在这里清洗受伤的意志，宛如一只初生的狸猫藏身于枯叶丛里，受困于躯体的羸弱，眼目的苍黄。
By F.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