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阅读笔记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by Robert Lawrence Kuhn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
◆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 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 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 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管美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强奸案，还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美口号。
◆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首要的原因是腐败。国民党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学生。那时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入党。”
◆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第3章 1947-1955年 “我是工程师”
◆ 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 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成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 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
◆ 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 汪道涵
◆ 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
◆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
◆ 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
◆ 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成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明”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泽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歌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
◆ （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
◆ 含蓄谦逊
◆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 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
◆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
◆ 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
◆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
◆ 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 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 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
◆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 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 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 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
◆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 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
◆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 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 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 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 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
◆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
◆ 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
◆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 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 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 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 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 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
◆ 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
◆ 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 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 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 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 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 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 “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 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 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 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 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 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 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 薄一波
◆ 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 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
◆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 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 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
◆ “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 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 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 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
◆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
◆ 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 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 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
◆ 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
◆ 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
◆ 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
◆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 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
◆ 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
◆ 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 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
◆ 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
◆ 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 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
◆ 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
◆ 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 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 “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 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 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
◆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 “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 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感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
◆ 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 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是毛的前秘书。
◆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3月，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山，24万人丧生。
◆ 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
◆ 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四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 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
◆ 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可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 在这座他曾经抗议过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 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复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 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 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 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 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经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又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妻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 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接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 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 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 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 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
◆ 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
◆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
◆ 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
◆ 听了邓的指示之，已后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
◆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 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
◆ （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
◆ 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
◆ 当时唯一的女总副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 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 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
◆ 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 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 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 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
◆ 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 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 邓批评市里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
◆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
◆ 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 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
◆ 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 江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
◆ 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江规划的所有新项目。
◆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不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
◆ 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
◆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 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 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 “我当然知道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择。我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 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 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化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
◆ 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 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
◆ 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 在整个中国，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一些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却仍在吃苦；腐败日益严重；报酬与工作实绩仍不挂钩。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
◆ 最初，邓小平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给予了胡耀邦适度的支持，但也告诫道，“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而且“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
◆ 在1986年9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加到文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是指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的倾向，即西方式的多制党民主，这会取消共产党的执政；西方式的流行文化，这将淹没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报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报：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 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 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
◆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警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 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
◆ 一个满面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 他说：“我一到校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 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 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 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学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 “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 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与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高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 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党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
◆ 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 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将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 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的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 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
◆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紫阳，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 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经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 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 这篇题为《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 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
◆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
◆ 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
◆ 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
◆ 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 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 江回答说:“在作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它对我们每一位同志所造成的后果。”
◆ 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在会议结束时将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发言说，上海的经济应逐渐从以指令性计划为指导转到以市场经济指导，这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做出巨大变革。
◆ 江反驳说，“上海工业繁荣，靠的是国家从各地调拨便宜的原材料，这种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前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插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旧观念、 抛弃旧做法的原因。”敢在上海毫无顾忌地打断江说话的也许只有汪道涵一人。
◆ 秋末，芮杏文被调到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这样，江泽民就被提升到芮原来的位置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上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
◆ 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这个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来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求助，但实际上却是公关上的一大成功。通过积极向广东省学习，江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形象。
◆ 要求上海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他说，权力必须下放给下级管理部门。
◆ 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聪明，”江引用了一个外国投资者的话，“商业谈判十中有九以失败告终。”他指示工作人员对30次失败的商业谈判进行分析，并对主管人员的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批评。
◆ 他建议地方管理人员降低赢利期望，让外国企业得到更大份额，这样就可以开设更多的合资企业。
◆ 但与此同时，江一直在外人面前保护自己人。当他听说外国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谈中表现出的“精明”时，他就说：“精明是件好事；我宁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仓促达成的协议会给双方带来困难和不快。”
◆ 志云的名字综合了抱负与云的意象（出典于一首唐朝的诗）。
◆ 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 在江泽民说“没有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在理论探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或是“在理论研究者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因此，江所说的“没有禁忌”，打个比方，跟一个精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在打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官司的美国律师所说的同一词语，意思是不一样的。
◆ 江的表达方式似乎透露了他内心的斗争。江本身是个知识分子，真正爱好学问，他了解学术自由的条件与限制，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松后者。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 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 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
◆ 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 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 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
◆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
◆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的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力后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 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 “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行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
◆ 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
◆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5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
◆ 江以警告的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 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人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 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 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 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 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 与此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 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
◆ 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
◆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 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
◆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 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 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
◆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 钱其琛
◆ 王忍之
◆ 滕文生
◆ 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 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
◆ 虽然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 “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在“天安门事件”的景下产生的。“‘伟大舵手’及‘最高领导’这些称呼分别反映了毛与邓的威严与影响，‘领导核心’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克。台维斯写道，“江泽民新近被任命为总书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核心’这个称呼显然是专门用来加强他的地位的。”
◆ 福史密斯认为，“核心”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党的问题的最终裁决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拍板’与结束讨论的能力”。
◆ 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3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 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 在北京，对的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的逆转。4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
◆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
◆ 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 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 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
◆ 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
◆ 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 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 “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 7月28日，好像是为了回应学生运动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将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党内的裙带关系。几个高层官员的后代很快就落入了法网。信息很明确：江泽民对打击腐败是认真的。
◆ 这是一部辉煌的、政治上正确的影片，但有一个问题，李决定将毛泽东的宿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过去在大陆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个单纯的恶棍。审查人员不准该影片公映，除非李改变对这位蒋委员长的描写，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残。但他拒绝这样做，这部备受瞩目的上下集影片被搁置起来。 “有几个人甚至直率地问我是否‘对蒋有好感’，”李回忆道，“在1989年这可是一种罪名。”
◆ 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迅速落座，似乎每个人都知他该坐在哪里：常委在前排，将军在后排。
◆ 江民站了起来，指着身边的空位，再次说道：“请到这儿来。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坐在这儿，你就坐在这儿。”江并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保留这个座位是因为在放映期间他想向李导演提问题。
◆ 李又一次纠正了总书记：“不，这部分根本不是资料片。这段影片是我自己拍的，并运用特技使它看起来像资料片。”
◆ 至于我个人对该片的意见，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 江转向他身穿军装的客人们。“我从没打过仗，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他说，“但我今天明智地邀请了这些身经战的老将军们与我一道观看该片。我提议让我们尊敬的军队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些文职人员发表意见之前先谈谈他们的看法。” 随后与会者提了很多建议，但没有一条是关于蒋介石的性格特点的。大约40分钟后，每个人都发了言，江也发表了意见。
◆ 我们的年轻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的道路有多艰难。
◆ 江转向李导演。“我为你的影片而感动，”他说，“但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我们国家的建立来之不易。‘“ “江的讲话就是绿灯，”李回忆道，“我的电影保住了。”
◆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江泽民刚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李说，“他花3个半小时观看和讨论影片，并支持我以非传统形式塑造蒋介石，这是史无前例的。”
◆ 国家仍然处于“六。四”余波的混乱之中，江必须在对抗议者采取行动和继续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两者之间谨慎行事。
◆ 江回答了有关其前任命运的问题。赵紫阳同志为党服务的历史比我长，因此我认为他所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比我要高，“江说道，我们对赵紫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执行具体政策上也犯有错误。”
◆ “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是对国家领导人一大考验，”江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沈永言，“这将展或显露一个领导人的知识与智慧。”
◆ 在这个实际上是革命圣地的地方，江说：“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未过时。”
◆ 江泽民回答了当时面临的复杂问题。他说，改革开放分为两种，一种坚持“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即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 与此同时，江也向那些不满群体表示亲近。考虑到知识分子因参与抗议而受到指责，并被边缘化，总书记敦促各级官员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说，没有知识，就不可建设社会主义。
◆ 他自豪地提到朱自清，二战后，这位扬州诗人拒绝吃美国提供的救济粮。“中国的年轻应该以他为榜样，”江说，“不应对西方阿谀奉承和盲目崇拜。”
◆ 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并与国外媒体合作的中国学生，他很鄙视。“我不知道，”他说，“那些人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 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枪就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一直 坚持对队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36年起直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职位，之后由华国锋接任。1981年，军功赫赫并在军内备受拥戴的邓小平取代了华。
◆ 邓小平现在担心他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实现他对中国的构想至关重要。邓必须在他还具有很高的个人威信时采取行动，他开始了艰难的活动，使江泽民——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成为中央军委主席。
◆ 邓坚信，根据共产主义学说，军队的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党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谁指挥党谁也应指挥军队。
◆ 整个9月和10月，邓都在为江路，他指出，总书记很好地处理了上海的学生抗议行动，比军队在北京处理得好。
◆ 江在就职讲话中非常直率，并没有掩盖其军事经验的匮乏。“我在四中全会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决定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事务，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
◆ 他漫步于军营并品尝部队伙食，对军营图书馆特别感兴趣，强调这些图书馆应当藏更多的书籍。
◆ 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发言时强调，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
◆ 以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为例，江敦促总编们要吸取教训。他说，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体主义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 《解放军报》引用福州区一位战士的话称：“江主席抽出时间视察我们的连队。这意味着他对军队怀有正的感情。”
◆ 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斯洛伐克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小时。
◆ 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
◆ 不久，关于释放方励之和重获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开始了。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 尽管如此，江主要还是向党的传统支持力量伸出了手。1990年1月，他在山西省大同煤矿下到一口矿井内，向矿工们拜年，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还走访了矿工家庭，同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
◆ 在他把有关情况向江说明后，总书记就给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帮助落实了这笔贷款。
◆ 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我可以肯定，”沈说道，“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
◆ 在听完学生们就诸如教育、成功的含义等话题发表的意见之后，江向他们提出了本人一直遵循的忠告。他说：“当代青年需要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成有用之才。”
◆ “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
◆ 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存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 “发展经济和搞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思的侵蚀。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江说在今后的事件中，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性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护秩序。他还向在行动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表达了他的敬意。“我们怀念他们。”他说道。
◆ 他谈到了那张有名的照片，一个怒目而视的年轻人在安街上挡住了一辆坦克。“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些坦克怎么可能被一个年轻人拦住呢？是因为他们不愿从他身上碾过去。这才是原因！”
◆ 沃尔特斯问江有关方励之的事。方由于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而成为中国头号缉的“反革命罪犯”，近一年来，他一直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中。江指出方的命运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方励之受到中国法律的通缉，”江严厉地说，“他是去年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们夫妻俩都是幕后策划者。”
◆ 方励之是中国通缉的罪犯，他却逃到外国大使馆得到保护。你觉得中国人会怎么想？我们不会回到旧时代，清朝已经永远亡了！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 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
◆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刘鸿儒对江泽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继续我们的股市试验——我们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推进私有化。但是既然犯错误难以避免，我希望我们不要惩罚人或给人贴上政治标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愿承担责任了。”
◆ 在1990年一年当中，江在全国进行了视察——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已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旨在表明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以及他是党的新领导人。
◆ 造成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乱收费和乱罚，它们大多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有时甚至是非法征收的。
◆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 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
◆ 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 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 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 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
◆ 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
◆ 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
◆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 直到去世之前，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走上发展壮大路。他对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很不满意。1992年年初，这位87岁高龄的最高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乘火前往中国南方巡视，去为改革呐喊。
◆ 而且尽管邓仍受人尊崇，他的实权已经减小。甚至连过去亦步亦趋报道邓一举动的中国媒体，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报道他的重要旅程。
◆ 尽管感觉不再敏锐如前，邓正是在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走出来，最后一次挺身投入政治争。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邓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
◆ 此后邓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巡”，意为“南方之旅”，但是蕴含着更为尊崇的意思。
◆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他强调迫切需要“大力压缩不必要的会议，减少过多的例行仪式”。
◆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地深圳，邓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不要害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 离开的时候，邓当着众人的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北京的批评家们经常把深圳当作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却告诉深圳领导人要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 由于不清楚邓的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没有人想过早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关他南巡和发表激烈批评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邓已经利用上海和深圳的当地报纸，向大陆媒体全盘托出了他的见解。）邓小平是在进行一次远征，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了。
◆ 江打定主意支持邓，而且不会在过程中三心二意。
◆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
◆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
◆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
◆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
◆ 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
◆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 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
◆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
◆ 道涵，江的良师益友，也有与江联系的特殊渠道。当他被任命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也有个相对应的组织。设协会的想法是非政府组织比起政府来要更加灵活，可以找到缓解紧局势的新路子。根据江的要求，汪道涵直接向他报告。
◆ 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提出建议，中国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然而，朱镕基却坚决反利用企业家兴办的公司和工业园区来推动科技发展——他青睐大型国有企业——他的反对导致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
◆ 宋博士相信最好的战略将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 宋博士在朱镕基的国家计划中写进了深思熟虑的一段话，确认了高技术企发展政策并授权批准建立高技术园区。但是，朱不同意宋博士的想法，他删去了这段话。
◆ 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 数年之后，宋博士反思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江泽民在主持会议时有一种高度概括、很有自信风格，”宋说道，“他对处理不同意见驾轻就熟。即便在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总书记也总能设法协调大家的立场以求得共识。他总是设法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自己参与了最终决定，即便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我和朱镕基是朋友——我才能在事后和朱开个玩笑。”
◆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
◆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
◆ 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
◆ 江的另一举措同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
◆ 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 “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 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
◆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 可邓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
◆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 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 一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
◆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
◆ 与此同时，江正面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
◆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
◆ 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
◆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
◆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 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问题展开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 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 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 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第15章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
◆ 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
◆ 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常乎寻严厉的定性。
◆ 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 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
◆ 在法国，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 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
◆ 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 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生活。
◆ 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 “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 “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 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 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中国人的创造性。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
◆ 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外国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 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
◆ 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 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
◆ 中国受到了侮辱，江感到愤怒。几乎每一次讲话，不管是对国内听众的公开讲话还是对国外领导人发表的私下评论，江都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混乱和傲慢”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必将因粗暴践踏中国主权而付出代价”。
◆ 7月21日至7月26日之间，中国军队向距台湾北部仅80英里的验区域内发射6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台湾股市一日内暴跌4.2%。第二轮的军事演习在8月中举行，其中包括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台湾股市再次受到重挫。
◆ 他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江引用了陆放翁的诗句：“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 据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讲，“江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不断与克林顿作目光交流，以期与他进行真正的个人对话。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气氛，有时还讲英语”。
第17章 1996年“讲政治”
◆ “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建设并重。
◆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德规范。”
◆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称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
◆ 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
第18章 1997年1月－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 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下午6时15分，在标志英国统治终结的日落典礼上，1万名来宾看了军乐队和舞蹈团盛大露天告别演出。香港总督定康发表了他的最后演讲，但江主席和香港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没有到场。（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彭定康却在最后几年推行“民主选举”，京谴责其虚伪。）
◆ 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及邓的“一国两制”指导原则时，江请卓琳起来接受来自广大听众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这位主席向邓小平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是邓小平直接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 早在6初，董建华曾就回归发表评论：“自由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现在是我们重申自己身份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社会，个人权利不像社会秩序那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
◆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 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 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
◆ 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
◆ 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 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
◆ 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 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 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 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外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
◆ 在10月25日，即赴美的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根据其规定，中国负有保护其公民免受歧视的义务。中国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新华社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可预见的美国人的批评。新华社指出:作为一个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同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问题。”
◆ 10月27日，当江乘坐的专机在美国上空飞行时，纽约华尔街在这一天却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暴跌554点，创历史最大跌幅。
◆ 简单地说，会见中国领导人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在午宴上，亚伦夫人绵里藏针地说到“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普遍人权原则——自由、自主和代议制民主”。
◆ 坚冰的确被打破了。江对美国历史文物中这一珍贵文件的尊崇和热情，使得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在过去的会面中所没有找到的共鸣。据陪同参观的一位美国官员说，“此举促成了两国元首就人权问题进行一次论，这次讨论在他们前后有过的五次会面中是最深入坦诚的一次……是真正的交谈。”“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他补充说，“但并没有不欢而散。”
◆ 尽管两位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他们都达到了各自的主要目标。克林顿总统得到中国的承诺，将与美国协作建立国之间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这是将中美国由“战略竞争对手”转向“战略伙伴”的大目标中的一步。在江这方面，他使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拓展了“中美的经贸联系，并得到了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
◆ 他们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有几条写的是“释放魏京生”。示威者还舞弄着两个特大的江和林顿模样的木偶，并让它们并排跳舞。
◆ “我认为这很好，很正常。”其他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尽管江明白地表示他听到了抗议声，但他没有对任何问题表示不满。“这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个官员说。
◆ 谭幽默地说，她对中国政策“有许多复杂感觉”，但不会错过这次盛宴。“我认为人际关系和人权条件的跨越和改善，不能通过站在局外观望或是捶胸顿足的呼吁来完成。”她说。
◆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
◆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
◆ 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
◆ 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
◆ 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 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疑。
◆ 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 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
◆ “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
◆ “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
◆ 第一个问题如下：“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他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 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 楼厅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起有关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情况傅高义喝令这位提问者坐下。“我不认识你，”他说，“请你坐下。”然后他对听众说道：“江泽民主席说过他首先想回答美国人民的提问。这个机会是给美国听众的。”傅于是请坐在大厅后部的一位女士提问，她是来自《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她问中国主席对大厅外的抗议之声作何反应。
◆ 但从夏威夷开始，我对美国民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比我从书本上所学到的更加具体。虽然我已经71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用。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
◆ 就在江主席抵达哈佛大学之前，江向尚慕杰大使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傅高义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通过了这次考试。”如一位记者所说：“江谐地谈论美国的自由制度，但他并非是表示不屑。”对于江主席来说，这样的调门恰如其分。
◆ “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自愿接受为期一周的诘问，而没有享受到正常情况下应给予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礼遇。现在，他回国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同仁说：‘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江的“高超表现”迫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访美使命作出“世界性的重新评估”。前美国外交官阿诺德·坎特说：“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第20章 1998年1月－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 这一年的工作开始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提倡文明礼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论讲礼貌》。
◆ 文还说，极左分子把讲文明、讲礼貌、讲法制等同于“坏东西”。讲礼貌成了信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简言之，有礼的人就是资产阶级。
◆ 回忆起他多次出国的感受，江主席深有感触地说，他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他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年轻，知识更新快，精力旺盛。江承认，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有时候觉得精力比不上们。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
◆ 朱雄心勃勃地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确定为8%，而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正使整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萎缩。
第21章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
◆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
◆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拒绝了。
◆ 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 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肖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 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
◆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 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 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 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 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 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第23章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 “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 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
◆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
◆ 《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
◆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 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 “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 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
◆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这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华。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
◆ 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 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
◆ 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第24章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 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 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
◆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 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
◆ 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
◆ 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 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 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
◆ 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 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 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 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 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
◆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 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 “对科学家和知分子来说，生活在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力’。”
◆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 厉恩虞
第25章 2001年1月－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 “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此。
◆ “法轮功”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
◆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
◆ 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 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 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
◆ 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
◆ 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 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线飞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则会紧急起飞，在安全距离之外跟踪入侵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双方都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都遵守着没有明文规定却被广为接受的空中行为法则。
◆ 不论哪种版本是真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空中撞击导致中国飞机损坏，据报告坠毁在南中国海。尽管可以看到王伟打开了降落伞，但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被认定死亡。美国飞机一个机翼和发动机受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在了最近的跑道上——中国海南岛。之前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撞机或者紧急着陆的情况，更不要说使价值1亿美元的间谍飞机落入中国人的掌握之中。
◆ 第二天，新近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求中方立即允许美方人员接管飞机，并要求将飞机交还美方，“不要再乱动它”。华盛顿方面还称，飞机享有“主权豁免权”，中国人不能登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指责美国应为此事件负责，而且由于感觉到了民众的强硬态度，同时还要求美国道歉。
◆ 在高峰期，大约50艘舰艇、700艘渔船和70多架机机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江还询问了美国机组人员的情况。“在第一次会议时，”李肇星回忆说，“江主席唯一关心的就是人，中国人和美国人。”
◆ 一年一度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提案即将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任的布什政府正在对北京采取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强硬的路线；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很快就要表决了。
◆ 布什总统自己也对中方蒙受的损失表示“遗憾”，这是他发表的最具和解姿态的一次话，但是他仍然没有道歉。他说：“我们一直在为那名飞行员及其家人祈祷。”
◆ 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
◆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 在解释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个引发争议的决定，滕以事实为根据。“我们有‘下海’（指经商）的党员，”他提到，“他们为人正直，合法挣钱，依法纳税，遵守党纪。为什么不让类似的人入党呢？如果一个方行可行，为什么倒过来不可以呢？”
◆ 江完全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畅谈了“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次他的俄语讲得不错，他一直学习这门语言。
◆ 江结束讲话之后，普京总统走上讲台说，在他看来，两国间没有任何重大障碍，甚至连语言障碍都不存在。
◆ 红色的云和漫漫长路肯定在江的心目中，因为在两个星期前拉美之行期间，他曾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首诗，其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意象。至少，红云看上去反映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精神大行于世的毕生感受。
第26章 2001年8月－12月“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 “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
◆ 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 多年来，中国一直受挫于美国的强大力量，1999年炸馆事件及最近的撞机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许多人认为美国“活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死者表示了同情，但是许多人声称，由美国总是要当“世界警察”，因此“必须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
◆ 他阐述了中国的立场，称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目标”，确保不会伤及无辜，必须遵循国际法的准则，并尊重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
◆ 江主席发表这些警告有几个原因。他认为跨越边界的外国干涉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中国当然不想见到有人开创此先例，以免将来这种先例会在某种情形下用来反对中国。他还担心一个久拖不决的国际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他还担心反恐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美国的实力。美国军队的任何对外扩张——尤其是果美军中国边界附近长期驻扎——都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 在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中，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潜的敌人横行现代社会，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还以为在“替天行道”面对这个可怕的新世界，必须重新评估以往的对手。布什不再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提法曾在他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时甚嚣尘上。
◆ 就在此前的4月份，布什曾捅过一个马蜂窝，他当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话，他将下令保护台湾。如今，这位美国总统突然变得更加成熟了，他说：“我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又说，“我期待着对江主席重申这一点。”
◆ 在他第一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赞扬了江主席和中国政府在“9·11”袭击之后立即作出的反应。“没有犹豫，”布什说，“也没有怀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将与美国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 就像为了强调这一点，两位领导人都没有详述传统的摩擦。布什没有提人权，江泽民也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台湾。不，尽管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是反恐战争中的盟友，但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分歧。江回避了北京是否支持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他还重申了明确具体目标以免“伤及无辜”的重要性。
◆ 他们看来都喜欢与对方在一起不过布什有时候与其说是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无疑，两位领导人在双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年之后都在刻意展示相互之间的友好。
◆ 江主席开始信奉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美国市场模式，并且已经在努力打破高度官僚化的国有企业中国电信垄断。江尤为关注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并开始逐渐相信美国快速发展的IT市场上的竞争，甚至混乱，才是其成功的首要原。
◆ 在讲话中，江首先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他号召有关各方“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并警告说不能低估它对世界事务的作用。
◆ 作为一个尊重科学、讲究理性的人，江曾为宗教中有关预测和迷信的吸引力感到迷惑不解。他也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年前说，“宗教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宗教的最终消亡，准确地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要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长。”
◆ 当年秋天参观一所佛教寺庙时，他甚至问高僧们在引导“年轻人对宗教的兴趣”方面有哪些见解。他认为这一点将既能够支持他有关民主文明社会的构想，又有助于支持压制“法轮功”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愿望。
◆ 就连在中国被禁（译：原如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也瞄准了西方媒体。“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的电影政治化，”他对记者埋怨说，“如果这些电影不是反政府的，他们就认为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
第27章 2002年1月－6月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 国外的批评家往往只肤浅地描述中国政治的表象。在透视内幕时，他们关注的是摩擦，强调的是内部倾轧和政治斗争，而且有意无意地，描绘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工作模式似乎是争论和交锋。西方和港媒体的报道与其看作是政治记者的文章还不如看作政治漫画家们的鸦。
◆ 正如泰佛斯教授所言：“虽然外界观察家对冲突有各种预测，但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时期显而易见地并无‘权力斗争’。”
◆ 但是最后，大多数谣言都回到一点上：十六大之后江泽民的作用和真正的权力是什么？
◆ 年初，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使得江泽民会留任的传言有了一些依据。在一次党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他强调中国军队“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下”都要服从江。
◆ 这次访问远不同于布什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来中国时的那次旅行，当时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是美国驻北京的高级特使。那次旅行期间，当时30岁的乔治·布什喝中国白酒喝醉了，就去找几个中国女子约会，不过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但有些事还是一样的。
◆ 对江泽民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崛起，而不是单纯地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
◆ 布什还补充说，双方不仅应当共享情报，还应当分享希望。江则指出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个层次上的接触”，尤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
◆ 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在问了一个有关导弹防御的一般性问题后说，“您能否给尚不了解原因的美国人民解释一下，您的政府为什么要限制宗教信仰活动?” 布什首先回答了导弹防御的问题，这样就给了江一些思考的时间。当布什回答完毕之后，一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电视台)提了一个新问题，这样就给江解了围。
◆ 在比较两种情况时，他很可能忽然意识到两次回避同一个问题会显得他在护短，似乎中国确实有错。他意识到，他的逃避将会被国外媒体所报道，可能还会成为头条新闻。
◆ 江主席重新赢得主动。他突然开始用英语发言——一种很高明的摆脱尴尬状态的手段——江说：“布什总统比我有经验得多。我想在跟新闻界打交道方面，布什总统更有经验。我会尽力回答好你的问题。”江接着用汉语继续道：“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提到一些天主教人士被捕。我想解释一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有很多宗教，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还有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道教)。宪法明确规定了所有这些宗教的自由。”
◆ 但是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教徒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得到赦免。在这一点上，即便作为国家主席，怕我也无权干涉司法事务。
◆ 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中国对伊、伊拉克和朝鲜的武器出口。就在1个月以前，布什宣称这3个国家，共同组成了“邪轴心”。美国官员对中国援助伊拉克军队尤其感到不安，包括中国公司为伊铺设用于伊拉克雷达防御系统的光缆。
◆ 当被问及布什有没有跳舞时，弗莱彻回答说：“为了避免发生一次最高级别的国际碰撞，布什总统表现出了准确的判断力、周到的考虑和巨大的勇气，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欣赏。一起国际事件因而得以避免。”
◆ 他说，一旦贷款无法收回，许多银行家都要发狂了，他们会跳进黄浦江自杀。江问道：‘今天有多少银行家因为坏账跳到了黄浦江或其他什么江河里呢?’江主席的观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自杀，而是要金融系统严肃认真地对待信用、贷款和债务问题。
◆ 3月5日晚，长春市8个国有有线电视频道的信号被“法轮功”控制。取代正常节目的是一段45分钟的镜头，自称是“一段澄清事实的录像”，要揭露“由国家发动的对中国法轮功练习者的迫害真相”。
◆ “‘法轮功’分子在长春有线电视里播节目!”江明显非常气愤，他说，“谁是你们市的市委书记?”
◆ 江主席4月份访问了利比亚和伊朗，从而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鲜明地区分开来。利比亚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插手了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次航班的爆炸事件。那次，飞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机上259人丧生。伊朗则一直遭受美国的恶评。
◆ 一个用词上的转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江泽民称现有的所有制结构是“不合理的”。当然，他是正确的。公有制复杂混乱的结构让人迷惑不，往往谁都不知道谁拥有什么。结果在许多企业中，不存在真正的或者积极的所有者，这意味着没有人对管理负责。江知道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 江泽民还抽出时间对较小的国家表示了他的尊重。在高峰会议结束之后，他对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冰岛进行了简短的访问。虽然它们对中国无足轻重，但江主席对待每一个国家都尊重对方，十分亲切。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一直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寻求支持——也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观点。
◆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江泽民说。
第28章 2002年7月－10月“君子和而不同”
◆ 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从未像某些外国批评家所的那样出现过一场“争斗”。江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胡锦涛有计划地提升。
◆ 《解放军报》使用了全彩色的插页，发誓将永远忠于以江为核的党的领导。新华社的报道约有5000字，列举了江对军队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13年的军事领导被称为是“继往开来的伟大征程”。毫无疑问，军方领导人正在鼓励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 随后，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级领导人们突然遇到了来台湾陈水扁的直接挑战，他抛出了一个挑衅性的新理论，“一边一国论”，明显是一项推动“台独”的举措。
◆ 9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惊的报道，题为《匿名作者透露，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连任》。“尽管存在大量相反的猜测，”文章称，“但有关北京的神秘政治的一份新报告称，中国的江泽民主已经决定放弃他的最高职务。”
◆ 在谈到双方的分歧时，中国领导人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引用了孔子在2000多年前说的话：“子和而不同。”并解释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
◆ 在朝鲜问题上江声称对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盟友的核武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强调：“中国一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朝鲜半岛能保持和平与稳定。”其他的问题包括人权、宗教自由和军事交流。
◆ 在墨西哥会见日本首相时，江在他们45分钟的会谈中3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并称这一问题“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 小泉试图平息这个问题，但是江泽民的态度并未缓和下来。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日本首相访问中国的计划。江把战争中受害的普通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并直截了当地小泉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 公告发布的时机是最令人注意的，因为在发布时江不在国内。这似乎表明交接正在平稳进行，所以总书记都用不着在场。同时，江的得克萨斯行是曾庆红第一次没有随江而进行的重大国访问。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旅伴，即便在国内出行时也是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标志着曾庆红自身从一个顾问向高级领导人的转变，因此在大会之前，他有很多事情要办。
◆ 中共中央委员会享有高层人事任免权。
第29章 2002年11月－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 工作报告的撰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起草工作小组由30人组成，耗时逾年，由胡代江负责协调。设计这样一个复杂而正规的程序是为了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以便创作出一份获得广泛共识的权威性文件。
◆ 1个月后，他们就提纲取得了一致意见，胡锦涛把提纲送交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每一位常委发表意见后，2月下旬获得通过。这时，全体人员都住在北京西北部远离中南海的玉泉山上。
◆ （如美国汉学家梅瀚澜所言，“如果代表在十六大上听总书记大声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觉得不那么聚精会神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此前已读过报告的全文，有些代表已是几度重温了”。）
◆ 江对眼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个共产主义原则表示肯定，这是已经发生而且是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中国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江在寻求一种实现收入水平合理的新平衡，防止贫富悬殊和绝对平等这两种极端。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既要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 他还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 报告之后，接下来就是人事问题，也就是谁来管理这国家。11月13日，举行了一次初步投票以决定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关键的领导机构，所有的最高领导都将从其中出。除胡锦涛外，其他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这个引起无猜测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7名政治局常委中的6名，包括江泽民和比较年轻的李瑞环都要退休。
◆ 这就把人们一段时间以来公认的事实明确下来：共产党已经从一个致力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以发展国家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
◆ 有趣的是，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都是学理工科的，作为工程师，他们都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他们的确是有共同语言的一群人。克里斯托弗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政治局常委的平均智商比美国总统内阁成员的平均智商高。”（克里斯托弗还说，中国新领导层除智力超群之外，还显得“谨慎而不张扬”，这对于领导快速变革中的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坏事。）这是江泽民使中国长期受益的功绩之一——由实干的专业人士管理的一个政府。
◆ 在被问及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而大部分中国政治领导人则是工科出身时，江泽民说，他曾经思考过两者的不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解释说，“中国贫穷落后，吃尽了苦头，很多爱国青年都试图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来拯救祖国。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热爱科学，但更热爱文学，我和许多同辈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工程师。我学工是因为我想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么想的。”
◆ 锦涛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的风格很高的就职演说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讲话中，他保证在重大问题上将向前任“请教和听取意见”。胡锦涛是在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这番话的。这本属机密，但后来被听到正式传达的至少两名官员透露给了媒体。据这些官员称，胡的用词非常坚决，并非一般人想像中新领导人向前任领导人表达敬意时的敷衍态度。此外，新的领导层将这些正式简报发送给党的主要机关的高级干部，明确宣布江是新一代人的导师。
◆ 与此类似，当新的政治局成立后，25名委员达成一项协定，至少2年内，他们在遇到疑难问题或他们内部发生争执时，都会征询江的意见，由他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 江泽民和此前的邓小平一样，将执掌兵权，指导那些管理着党的政治接班人。在江泽民的3个领导职务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最为重要。它使江得以控制军队，所以也对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这个位置非常隐秘，又没有任期的限制。
◆ 江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是在中央军委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才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他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没有发表个人意见，更没有提到他会留任多长时间。
◆ 江泽民在11月15日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布什的贺电内容在12月13日才得以报道，这中间的延误极不寻常，在平静的表面下其实暗流涌动。这一延迟至少表明美国专家觉得有必要对江留任这一职位可能持续的时间作出评估。若作更深入的分析，人们可能会推测，布什的贺电——无疑备受江及其顾问的欢迎——是为了支持江的政治进程而作出的有意安排。
◆ 一上任，新的领导集体便开始扶贫助困——帮助那些被中国充满活力但发展不均衡的经济抛在后面的群众。在12月中旬一次新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锦涛提议增加对贫困家庭的应急救济。他督促党员干部要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那些存在大量困难、问题和矛盾的地区去。”候任总理温家宝身体力行，他视察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最贫困的贵州省。
◆ 周知识渊博，获清华大学系统工程博士学位。他承诺要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树立新的职业风范。江泽民对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
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 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不希望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任何波动。同样，中国担心战争会阻碍全球贸易的开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此依赖性很强。
◆ 江巧妙地采取了一个维护和平的立场，置身于纷争之外，又不疏远任何一方。
◆ “我们作壁上观。”一位中国官员说。
◆ 江希望美国给予某种回报，例如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以及更重视中国大陆的利益。
◆ 也许曾经有段时期，支持古巴是同美国的“单极”国际秩序抗衡的一种明智之举，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中国人很喜欢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这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古巴人是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十分浪漫的革命者，他勇敢地与美国对抗，忍受了数十年的制裁。江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
◆ 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
◆ 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出意料地由胡锦涛接任。胡锦涛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全国一切如常，这是新中国的一次和平权力移交。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 很多中国人抱怨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并不了解江泽民。
◆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 江泽民曾经说过，“放眼中国近代史，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与凌辱。”正是他让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江访问过每一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要国家，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
◆ “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微观经济政策资深顾问宋宁说，“当时还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最初几年，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难题，我们还不能真正体会江主席的智慧。因为他知识渊博，擅长达成共识，他没有犯过一次大的错误。把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党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 还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思从没说过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做。这我也不同意。看看过去的10年，我们干得非常出色……
◆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我总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我读过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微积分还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此，现在的边际效用概念还没有形成。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局限……”
◆ 用江的话说，一个“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提倡“科技创新”的社会，是不可能搞极权或继续保持极权的。
◆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 江是一个支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更一个是爱国者，既然他想要提高而不是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他就会非常严格地防止大陆各部委和官员干涉香港事务。
◆ 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
◆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
◆ 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 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 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
◆ 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 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
– 来自微信读书
Written by Fang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