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读书笔记
《商君书》因不是出于一手，故其体例杂芜。如《更法》为论辩体，《农战》、《画策》、《外内》是政论体，《垦令》、《战法》、《境内》则纯是法规条文。从风格来看，其多数篇章语言风格冷峻、朴实无华，体现了法家务实的特点。
《商君书》历来号称难读，一方面是此书文笔古奥，阅读时有一定文字障碍，加上流传过程中脱文错简十分严重，索解尤难。另一方面商鞅学说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在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的风气下，法家渐趋沉寂，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的认识，使学者对其整理和研究重视不足。
更法第一
由于变法触动了旧贵族阶层的特权和既得利益，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遵守成法，却不能同他们讨论变革旧有法度的事情。
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
垦令第二
重农抑商
鼓励政策少，强制手段多，显示出商鞅高调变法的作风。
那么老一辈的人就会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他行业。老一辈的人积极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后代的人一定会一辈接一辈地效仿前人。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
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昧；百姓愚昧没有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么国家就没有危险。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不准做那些提高闻见、辩论、周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不准许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无从听到奇谈怪论增广见闻。农民没有地方听到奇谈怪论增广见闻，那么有头脑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本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昧的农民就会无知，不喜欢学问。愚昧的农民无知，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头脑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农战第三
商鞅认为“乐学”、“事商贾”将使人心浮荡，国力衰退。所以堵住这些人获得名利的其他途径，就能够从根本上遏制浮华空谈之风。
商鞅的农战思想在短期内提高了秦国的国力，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现在国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同样能够得到。”所以那些豪杰之士都不惜改变自己的本行，而专门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好的可以得到高位，次一点也能得到一官半职；而那些平庸之人便去经商，搞手工业，凭借这些方式来逃避农耕和作战。
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绳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财产多了，就能得到想要的高官。”并且还说：“我如果不用金钱财物贿赂上级来求得升迁，那就像用猫做诱饵引老鼠上钩一样，一定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假如用为官任职的实际政绩呈给上级来求得升迁，那么就像牵着已经断了的墨线想矫正弯木一样，更加没有希望了。因为这两种办法都不能得到升迁，那我怎能不到下面去役使民众搜刮钱财来贿赂上级，而谋求升官呢？”百姓说：“我积极务农，先装满国家的粮仓，收取剩下的粮食供养亲人。替君主舍生忘死去作战，来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现在，国家的粮仓空虚，国君地位卑微，家庭贫穷，这样还不如谋取个官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会达成一致的认识，就会改变从事农战的想法。
豪杰之士专心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人物；普通人会去经商，搞手工业，人们都靠这些来逃避农耕和作战。用这种现实来教化民众，那么国库的粮食怎能不减少，而军队的实力怎能不被削弱呢！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
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
依法选用官吏，国家就能做到政治清明；专心农战，国家就会富强。国家富强而政治清明，这是称王天下的方法。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
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喜欢空谈的国家以不实的想法去进攻，以不实的想法进攻的国家一定会危险。所以那些成为圣人和明主的人，并不是能任意地运用万物，而是掌握了万事万物的规律和要领。因此他们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辨明要领罢了。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蟘、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蟘、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
所以那些国家的民众，都变得喜欢空谈和从事学习，经商，搞手工业，逃避农耕和作战。如果这样，那国家离灭亡就不远了。国家动荡，而那些有知识的人讨厌法规，商人善于变化，手工业者不能用，所以这个国家就容易被攻破。从事农耕的人少而靠巧言游说吃饭的人数众多，所以这个国家就贫困而危险。就像那些危害农作物的螟、、蚼蠋等害虫虽然春生秋死，但只要它们出现一次民众就会多年歉收没有饭吃。现在一个人种地却供应一百个人吃饭，那么这些人比螟、、蚼蠋等害虫的危害更大。如果这样，即使《诗》、《书》，每个乡有一捆，每家有一卷，对治理国家也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不是改变现状的办法。
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
民众不听从管理效力国家，是因为他们看见空谈游说的人逢迎君主也可以使自己得到尊贵的地位、商人也可以发财致富、手工业者也能以此养家糊口。民众看到这三种人的职业轻松又可以赚钱，就一定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那么民众就会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不在意自己居住在什么地方，那么就一定不会替君主守土作战。凡是治理国家的人，都害怕民心涣散不能凝聚。所以英明的君主实行农战政策，就是要凝聚民众。
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
在国家危亡、君主忧虑的时候，巧言善辩的空谈之士成群，却对国家的安危没有任何益处。国家危亡、君主忧虑，是因为遇上了强大的敌国。
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急而军事力量薄弱，却坚决听游说之士空洞的议论。说客们成群结队，废话连篇花言巧语却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君主爱听他们华美的言辞，而不去探求这些言论的实用价值。因此说客们非常得意，无论走在什么地方都巧言诡辩，一伙又一伙成群结队。民众看这些人能用这种本领取得王公大臣之位，便都向他们学习。于是这些人结成党羽，在国内高谈阔论，议论纷纷。
民众放弃农耕，游走混饭吃并凭花言巧语获取尊崇，所以民众远离君主，而不臣服的人成群结队。这是使国家贫穷、军队薄弱的统治措施。如果国家凭空谈任用民众，那么民众就不喜欢从事农耕。因此英明的君主知道喜欢空谈不能用来强军辟壤，圣明的人治理国家采用一个办法，就是把民众的力量集中到农业上罢了。
去强第四
强指百姓不听从政令。本篇主要讨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消除百姓不听从政令的弊端。民强则会和国家对抗，民弱则听从国家安排。治理百姓有强民政策和弱民政策，作者认为要去强需要使用弱民政策，即赏罚并用，以农战为赏罚的依据，使百姓专心农战；重罚轻赏，所谓“刑九赏一”，“以刑去刑”，彻底清除不听从政令的现象；指出儒家的诗书礼义是导致民众不听从政令的原因之一。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军队能做敌人所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在国家大事上能做敌人认为耻辱不愿做的事，就有利。君主贵在多谋善变，国家贵在法制稳定。国家财物少，就会衰弱；国家财物多，就会强大。
三官之朴三人，六害之朴一人。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常官治省，迁官治大。治大，国小；治小，国大。
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举劳任功曰强，虱害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农、商、官这三种职业的根源在从事它们的三种人身上，而六种危害的根源却在国君一个人身上。能用法律来治国，国家就强；专靠政教来治国，国家就弱。任用官吏长久，治道就简洁；胡乱调动官员，治道就繁琐。治道繁琐，国家就会弱小；治道简洁，国家就会强大。
国强而不去征伐，毒害会产生于国内，礼乐等危害产生了，国力必然会削弱；国家进行征伐，毒害转嫁到国外，国内没有礼乐等危害，国家必定强大。任用有功劳的人国家就强大，胡乱用人危害产生国家就削弱。农民少商人多，因而公卿官吏贫穷了、商人贫穷了、农民贫穷了，这三种人都贫穷了，国家必被削弱。
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
不采用这八种儒家思想治理国家，敌人就不敢来入侵，即使来也会被打退。如果发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就一定能夺取土地，而且夺取了土地还能够占有它；如果按兵不动，不去攻打别国，就一定会富足。国家重视实力，叫做以耕战的优势进攻；国家喜欢空谈，叫做以不实的想法攻打别国。国家以耕战的优势攻打别国，用一分力气得到十倍的收获；国家用容易做到的谈说之事为资本攻打别国，出十分的力气就会丧失百倍的利益。
强，必王。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治理国家能让穷人变富，富人变穷，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实力雄厚，实力雄厚的就可以称王天下。称王天下的国家用九分的刑罚一分的赏赐，强国刑罚占七分赏赐只占三分，弱国的刑罚占五分赏赐也占五分。
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
能积蓄实力却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会削弱；能积蓄实力也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大。
十里断者，国弱；五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于力。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府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藳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使国家强大要知道十三种事物的数目：境内粮仓、金库的数目，壮年男子、壮年女子的数目，老人、小孩的数目，官吏、士人的数目，靠游说吃饭的人的数目，农民的数目，马、牛、柴草的数目。想要使国家强大，不知道国家的这十三种事物的数目，土地即使肥沃，人口即使众多，国家也难免越来越弱。
国无怨民曰强国。
说民第五
说，通“夺”。说民，即夺民——夺民所尚、夺民所善、夺民所易、夺民之财、夺民所欲。本篇论述如何治理民众的问题。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治与乱，其实就是民众的治与乱。文中指出“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
法详，则刑繁；刑繁，则刑省。民不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
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因此对胆小的民众使用刑罚，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他们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得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国家没有可以抗衡的对手，一定能称霸天下。
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连保制度，对那些应该行赏的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断是非。
事情都要到官府决断，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政务处理好的国家强大。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君主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治理得当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听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听从官吏。
算地第六
人之常情，朴实就会劳作而不吝惜自己的力气，贫穷就会产生智谋而衡量个人得失。以出力为易事就会不怕死而乐于被君主使用，权衡利弊就会害怕刑罚而以劳苦耕作为易。以苦为易就能够尽地力，乐于被君主使用就会最大地发挥兵力。治理国家的人，能够尽地力又能够让百姓效死，名和利就都得到了。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
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
君主掌握着给予民众名和利的大权而能使国家功名兼得的原因，是统治方法。圣明的君主审慎运用权势来操控权柄，审视统治方法再役使民众。统治方法，是为君之术，也是治国的关键。
民众肯做自己认为辛苦的事，干自己认为危险的事，这是出于一种利害的衡量。所以民众活着就要衡量自己的利益，死也会考虑自己的名望。对名和利的来源，不能不仔细考察。
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
请让我说说他们的过错：治理国家放弃统治方法而任用喜欢空谈的人，那么自身修养好可功绩却少。所以任用读《诗》、《书》的空谈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轻视君主；任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且诽谤君主；任用勇士，那么民众就会强悍而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那么民众就轻浮好动而喜欢迁移；有钱的商人生活安逸而且能够赚钱，那么民众就会攀附他们而议论君主。如果这五种人被国家任用，那田地就会荒芜而军队的战斗力会削弱。空谈之人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心志高洁，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因为周身就是他们的资本。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在国外到处寻求势力来依附。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资本，归附于私门，就是像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
圣明的君主不是能够用世上容易做到的驾驭难以做到的，一定是用难以做到的来驾驭容易做到的。如果人们愚昧，那便可以用智慧战胜他们；世上的人有智慧，就可以用力量战胜他们。人们愚昧，那么他们就以出力为易而以技巧为难；世人有技巧，则以智慧为易而以出力为难。
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明君慎观三者，则国治可立，而民能可得。
人之常情：用尺量的东西会选取长的，用秤来称的东西就会选取重的，衡量个人的得失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英明的君主认真思量这三种情况，那么治理国家的原则就能确立，而民众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利用了。
开塞第七
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这个时期，民众都尽力压制对方来竭力夺取财物。压制对方就会争斗，夺取财物就产生纠纷，发生了纠纷却没有一个公平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没有谁会顺心。所以贤者确立了公正的标准，奉行无私的原则，因此人们喜欢仁爱。在这个时候，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被废除了，崇尚有德之人的思想被确立了。凡是仁爱的人都把爱护别人、利他当做自己的本分，而贤人把推举贤人当做道义。
王道有绳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
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以力征诸侯者退德。
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世人聪明，可是当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人就会抛弃刑罚，用实力来征服诸侯的人就不用德政。
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方法，而守住王业的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推崇顺从君主，用武力夺取天下却崇尚谦让。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业靠的却是礼制。
我所说的“刑”，就是实施道义的根本；而世人说的“义”，是暴乱的原因。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
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因此就成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那么大的奸邪就不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那么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
所以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合乎道德，而“义”反倒合于残暴。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用赏赐禁止民众犯罪，用刑罚规范民众。追究民众的过错而不理会民众的善举，借用刑罚以消除犯罪。
壹言第八
夫圣人之治国也，能抟力，能杀力。
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能凝聚民众的力量，也能消耗民众的力量。
因此，治理国家，凝聚民众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
故多赏以致刑，轻刑以去赏。夫上设刑而民不服，赏匮而奸益多。
因此滥用奖赏反而招致了使用刑罚，减少刑罚又使奖赏没有效用。君主设立了刑罚而民众不服从，奖赏用尽了财物而邪恶犯罪的事情更多。所以民众对于国君，都是先接受刑罚的约束而后受到奖赏。
错法第九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行赏而兵强。
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
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
人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拥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小。土地被实实在在利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实实在在役使，就不会惧怕强大的敌人。
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好恶。民众的好恶是进行奖赏和刑罚的根本。
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所以凡是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出力的多少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
战法第十
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怨。胜而不骄者，术明也；败而不怨者，知所失也。
立本第十一
若兵未起则错法；错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
是以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故曰：治强之道三，论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增强兵力，男女老少齐上阵，分为三军，各司其职：壮男之军负责作战，壮女之军负责破坏道路房屋，老弱之军负责后勤供给；注意保持士气，稳定军心不允许三军相互往来，杜绝男女之情、悲老怜弱的情绪滋生蔓延。
靳令第十三
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
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
法度已经确定，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妨碍法度。
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追究过错而不追求良善。如果法度确立了而不更改，那么法度就彰显了。民众能明察惩罚的条例，他们盘算辨明法令的惩处，处罚也就停止了。
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治国有定法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
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辅壹教。仁者，心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其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修权第十四
权力由君主独掌，君主专制才会有威严；法度是处理国家政事的准则，法令建立才能赏罚分明；信用是君臣之间的纽带，赏罚讲信用民众才会遵守。
释法而任私议
明主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
君主控制人民独掌权力就树立了威信。人民相信君主的赏赐，那么功业就能建成；相信君主的惩罚，那么犯罪就无由发生。
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
先王设置衡器，确立了尺和寸，这些至今还沿用，是因为度量的标准明确。
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徕民第十五
采取减免赋税徭役
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
揣摩民众的心情，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是田地和房屋。
兵法说：“敌国兵力弱了，我们兵力就强了。”这是说我们没有失掉进攻的能力，而敌人失掉了防御的能力。
像这样他们还不屈服，秦国仅能取得他们的土地，而不能夺得他们的人民。
现在大王发布的优惠政策，凡是各诸侯国来归附的人，现在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不用参加作战。秦国四境之内的丘陵、坡地、洼地，十年不收赋税，并把这些都写在法律中。这样做足以招来上百万农夫。
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违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冻其葆，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
我所说的用兵，不是要全部发动尽数使用，而是要研究清楚国内所能供给军队的马匹和车辆。让秦国原有的民众去打仗，让新招来的民众供给粮草。天下诸侯国如果有不服从的，那大王用这些军队在春天骚扰他们种地，夏天去吃他们贮藏的粮食，秋天夺取他们收割的庄稼，冬天使他们藏的粮食上冻，用《大武》篇所言动摇他们的国本，用《允文》篇所言安抚他们的后代。
现在三晋有民众，而秦国还吝惜免除的徭役和赋税，这也是吝惜没有的东西却因此失去了原有的东西，这和东郭敞的吝惜没有到手的爵位，反而失去自己的徒弟有区别吗？上古的时候有尧、舜，在当时被人称颂；中古时候有商汤、周武王，在位时民众都信服。这四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称赞，被视为圣王，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不能被以后的统治者使用。现在免除三代的徭役和赋税，那么三晋民众就能全被招来了。这不是以大王您今天的贤明，而让三晋的后世的人替大王效力吗？那么看来不是圣人的说法特别，而是听从圣人的教导很难啊。
赏刑第十七
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
圣人治理国家，统一奖赏，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实施统一的奖赏，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统一的刑罚，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执行；实行统一教化，那么民众就会听从君主的役使。
高明的奖赏的极致是达到不用奖赏的境界，严明的刑法的极致是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修明教育的极致是达到可以不用教化的境界。
没有其他途径的恩惠
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在野外向它的军队迎战的，只要战争打起来就将全军覆没；拥有千辆兵车的小国如果防守城池，只要他进攻就会被攻下城池。
所以说：高明的奖赏的最高境界，就是不用奖赏。
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
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从前立过战功，但后来行动失利，也不因从前的功劳而减轻惩罚。从前做过好事，后来又犯了错误，也不因前面的好事而减轻刑罚。忠臣孝子犯了罪，也一定根据他们罪过的大小来定罪。执行法令的和相关的官吏有不实行君主法令的，判其死罪决不赦免，而且刑罚株连到他们的父、母、妻子。
古代帝王制定的法令，或将人处死，或砍断犯人的脚，或在犯人脸上刺字，这不是要伤害民众，而是要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因此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刑罚重并且坚决执行，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了，所以国家就没有受刑罚的民众。国家没有受刑罚的民众，因此说：严明的刑罚不是为了杀人。
晋国的三军将士，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他们立即像被砍断脚一样停止不前；命令他们进攻，他们就像流水一样迅速。三军的将士，没有谁敢于违反命令。因此晋文公只借颠颉犯轻罪而处以重刑腰斩的办法，晋国就得到了治理。
天下的人都说：“亲兄弟犯了罪都不能免除制裁，更何况我们这些关系远的人！”从此天下人都知道周公将刑罚用在了朝廷内，而国境内得到了治理。因此说：公正严明的刑罚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刑罚。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请谒，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辟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锐者挫。
皆曰：“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
此臣之所谓明教之犹至于无教也。
不能因为这些而富贵，不能因为这些而逃避刑罚，不能独自创立学说凌驾于国家法令之上。对那些顽固派要摧垮他，对那些锋芒毕露的人要挫败他。
都说：“我们要加倍努力的地方，只能在战场上而已。”
这就是我所说的严明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教化。
圣人非能通，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举要以致万物，故寡教而多功。圣人治国也，易知而难行也。是故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
这些就是我所说的三种教化。圣明的人不是能通晓一切，而是明白万事万物的要领。因此他统治国家抓住要领而推及万物，所以就能教化简单而功绩卓越。圣人治理国家，明白道理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所以圣人不用称赞，平凡的君主不一定要废掉；杀人不算残暴，奖赏人不算仁爱，国家法律自会辨明。
画策第十八
昊英之世、黄帝之世、神农之世
商鞅指出要“制天下”一定要“先制其民”，治民之本在于法治。法治的执行在于确立“使法必行之法”。战国时期纷争的局面决定了成就王道的途径是征战，因而要设立赏罚之法使民众拼死作战。
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更尊贵，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的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即使发动战争也是可行的；用杀戮消除杀戮，即使杀了人也是可行的；用刑罚消灭刑罚，即使加重刑罚也是可行的。
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情况，民众被调动役使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调动役使了呢？那就是民众看待打仗，就像饿狼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调动役使了。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
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都有禁止邪恶、处罚盗贼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受到处罚的办法。
刑罚轻，不能惩治他们。一定要惩治他们，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了。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而不奖赏守法的人，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为善。
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民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民众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强上加强。民众本来不想打仗，又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
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
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
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
废弃法律，以个人意志为主，给臣子爵位和俸禄，使臣子们富贵，就是滥施富贵。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高于别人，智慧也不超出别人，勇敢、力量也不超出别人。
国家混乱的原因，是民众多考虑个人道义；军队力量弱的原因，是民众多追求私下的斗勇。那
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不会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不会有孝子”，君主和父亲都不用好言相劝，而用法律使他们互相监督，用命令让他们互相纠正。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天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
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所说的国君的强有力，是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天下人都被他制服，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
所说君主的强大，是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国君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受益；他的理想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都欢喜。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依靠自己，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得到自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能战胜自己。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
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蛩蛩巨丘，日行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
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蛩蛩巨丘这样的良马，能日行千里，是因为它们具备能奔跑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凶猛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
圣人能发现治理社会的有效制度，明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地势的高低控制水流一样，又像利用干湿来控制火势一样。因此说：仁慈之人能够对人仁慈，而不能使人仁慈；有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而不能使别人有爱心。所以明白仁义不能治理好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
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法律必定要明确，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境内第十九
户籍制度、仆役分配和服役制度、军队建制、军规、奖功罚过的办法、核定功过的程序、攻城围邑的办法，等等。
律令草案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打起仗来，五人编为一个名册为一伍，一人逃跑就惩罚另外四个人，如果谁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免除刑罚。
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袅；故爵簪袅，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
斩获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就满足了规定的数目；
军队中的官吏，旧爵是公士的，升为上造；旧爵是上造的，升为簪袅；旧爵是簪袅的，升为不更；旧爵是不更的，升为大夫。
弱民第二十
弱民，就是使民众弱。弱民的实质是使民众服从国家法令，不与国家对抗。本篇围绕民弱与国强的关系进行阐述。作者开篇就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众本分守法，就听从国家调遣，国家政权才会强有力。
本篇与《强民》篇文字有所重复，蒋礼鸿引蒙季甫文，认为此篇乃《强民》篇的注。又篇中文字有与《荀子》相重者，可以肯定此篇不是商鞅所作。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强则越志。轨则有用，越志则乱。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
民，善之则亲，利之用则和；用则有任，和则匮；有任，乃富于政。
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偷。
民众，国家用“善”他们就亲爱他们的家人，用“奸”他们就亲近国家的制度。民众和同而掩盖过失，是用“善”的结果。任用“善人”就会隐匿罪恶，任用“奸人”罪恶就会得到惩罚。
因而人民富裕了而没有战事，那就让他们以粮谷换取爵位，爵位的取得必须凭借他们的实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
兵易弱难强；民乐生安佚。死难，难正。易之则强。
用兵久处利势，必王。故兵行敌之所不敢行，强；事兴敌之所羞为，利。法有，民安其次；主变，事能得齐。
国家兵力衰弱容易，强大困难；人们都爱惜生命，贪图安逸。拼死赴国难，是难以期望做到的。若让民众觉得拼死赴国难是容易的事，兵力就强大了。
作战不以任何手段为羞耻，就利于用兵。用兵长时间处于有利形势，一定能称王。所以用兵做敌人所不敢做的，兵力就强大；做敌人认为可耻的事，国家就有利。法度有常，人民才能各安其位；君主随机应变，才能万事成功。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民众，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民众就乐为所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民众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会轻视官位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羞辱他们，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部署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所以士兵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法枉治乱；任善言多。治众国乱；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国治；言息兵强。故治大，国小；治小，国大。
法度偏斜，统治就要混乱；任用贤良，异言就要盛行。治国的方针纷杂，国家就混乱；异言盛行，兵力就弱。法度明确，治理的方法就会省简；任用力量，异言就会停止。治理的方法省简，国家就政治清明；异言停止，兵力就强。所以治理得多，国家的力量就小；治理得少，国家的力量就大。
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削；以弱重强，王。
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攻强，王也。
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上加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上加弱，国力就削弱；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上加强，就能成就王业。
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弱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今当世之用事者，若欲为上圣，举法之谓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舡楫也。今夫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与危亡为邻。故明主察法，境内之民无辟淫之心，游处之士迫于战陈，万民疾于耕战。
战不胜，守不固，此无法之所生也，释权衡而操轻重者。
当今掌握政权的人，如果想成为圣人，那就要实行法治。舍弃法度治理国家，好比任重道远而没有牛马，又像想渡过大河而没有舟船。现在国家人口多兵力强，是成就帝王之业的绝好资本，但如不严明法令巩固它，就接近危亡了。所以明君修明法度，使国内的民众没有淫邪的念头，游客处士都参加战斗，万民都努力于农作和战争。
外内第二十二
对外重战、对内重农
作者认为作战与农耕是立国之本，但民众却以作战为最恐惧的事情，以农耕为最劳苦的事情，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做。驱使民众去从事农耕和作战都必须使用重法，使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前去作战农耕还痛苦。
总而言之，当边境攻防的好处都给予战士，市场贸易的好处都给予农民时，就会国富兵强。
什么是放任的道路呢？就是能言善辩的人得到尊重，游走求官的人得到任用，儒家学说得到显扬。
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
所以说：想发展农业来富国，国内的粮价必须贵，而对不从事农业生产者的赋税必须增加，贸易的利税必须加重。那么百姓不得不去种田，不种田就不得不买粮，粮价高农民就获利，种田获利从事农业的人就会多。粮食贵，买粮就不划算，而又加重赋税，那么百姓就不得不放弃商业、手工业而赚取田利。所以百姓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上了。
君臣第二十三
今世君不然，释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誉。
故民，可令农战，可令游宦，可令学问，在上所与。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择也。
或谈议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请之，或以勇争之。
此其所以然者，释法制而任名誉也。
国君按战功行赏，人民就奋勇作战；国君按人民所读《诗》、《书》的水平赐予爵禄，人民就致力做学问。人民对利益的追逐，好比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东西南北方向的选择的。
有的人用空谈去求得奖赏，有的人依附权贵而获得奖赏，有的人用悍勇去争得奖赏。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国君抛开法度而任用虚名。
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
言论合乎法度，就认为动听；行为合乎法度，就推崇；事情合乎法度，就去做。
禁使第二十四
如何借助外力（即所谓的“势”）和如何采取合适的方法（即所谓的“数”）的问题
现在君主需要的外力不是官吏众多，如果官吏有相同的利益，就不可能相互监督，君主需要采用的方法是让官吏和民众相互制约。
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
通数者不然也。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
凡是懂得法度，就是懂得客观形势和统治方法。所以古代帝王不倚仗他的强悍，而是倚仗客观形势；不仗恃他的忠信，而是倚仗统治方法。就像飞蓬遭遇旋风而飘越千里，是因为凭借风势啊；测量深潭的人能够知道八千尺的深度，是因为运用了悬绳测量的方法。所以依凭客观形势的，即使道路遥远也一定能到达；掌握了方法，即使非常深也一定能测出来。
通晓治国方法的国君不会这样。分析其客观形势，使谋私之道有障碍。所以说：客观形势难以隐瞒其私利之时，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做坏事。所以古代帝王重视对客观形势的运用。
事以一岁别计，而主以一听，见所疑焉，不可蔽，员不足。夫物至，则目不得不见；言薄，则耳不得不闻。故物至则变，言至则论。故治国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见遁心。
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保也。
各类事情以一年为单位分别核算，而君主只处理一次，即使有所怀疑，也不能断定，因为物证不足。但是东西在眼前出现，眼睛就不会看不到；声音在耳边响起，就不会听不见。所以东西在眼前就分辨清楚，言语出现才能讨论决定。
只有事务相关而利益不同，才是帝王建立连保的根据。
慎法第二十五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乱者治，故小治而小乱，大治而大乱。
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听其言也，则以为能；问其党，以为然。故贵之不待其有功；诛之不待其有罪也。
彼言说之势，愚智同学之，士学于言说之人，则民释实事而诵虚词。民释实事而诵虚词，则力少而非多。
现在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管得少国家就小乱，管的多国家就大乱。
例如任用贤能之人，就是现在国君们采用的统治方法，然而这正是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人们所说的“贤”，是良善、正直。但良善正直的名声，出于他们的党羽。
一开始就给了官吏和人民欺诈的根本，而希望他们长出端正和朴实的枝叶，即使是大禹也不能以此统领十人的小团队，而平庸的国君怎能以此统治一国的臣民？
那些人谈说的影响，使愚昧和智慧的人都效仿，人们向谈说的人学习，因而人们都放弃做实事而去发表空洞的言论。人们都放弃做实事而去发表空洞的言论，因而国家也就实力少而流言蜚语多。
誉者不能相益，訾者不能相损。民见相誉无益，习相爱不相阿；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国治矣。
赞誉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诋毁不会给人带来什么损害。百姓见相互称誉没有什么好处，就会形成相爱但不徇私的风气；见诋毁没有给他人带来什么损害，就会形成相互监督但不去损害他人的风气。喜爱某人，而不对其偏私；憎恶某人，而不去贬损他。喜爱和憎恶都有正当的表现，这是统治的至高境界。所以我说：运用法度国家就政治清明。
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本于力，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无耕，危者无战。
其民之欲为之，非好学之，所以避害。
由此可见，国家受到重视、国君受到尊重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力量。提高国家和君主地位的根本是力量，而国君没有全力追求，是因为什么呢？使百姓感到劳苦的事无非是耕田，危险的事无非是战争。
古代帝王能让他的臣民面对刀剑，迎向箭弩。他的百姓之所以愿意这样做，不是他们爱好这样，而是为了免于刑罚。
定分第二十六
法令订立后，要由对该法令有透彻理解的人负责在地方推广和解释。法令有专门的人保管，不允许擅自删改，歪曲其内容。
这样，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形成上下制约的机制。制定法令的实质是确定事物的归属，人们对事物归属的判定有法可依，就不会恶意争夺。所以，法令明，名分定。人民自治，亦天下大治。
民众胆敢忘记遵守法令的某项规定，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规定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升迁调动或死去，立刻就命人学习法令的内容。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民众，民众也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官吏对待民众不遵循法令规定，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民众，民众也不敢犯法。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焉而逐之①；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
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
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追赶，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到处有卖兔子的，盗贼却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急切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现在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固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众说纷纭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走邪路去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社稷灭亡的道路。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
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所以圣人掌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法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明白易懂，又给人民设置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引导他们理解法令。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靠近什么，避祸近福，就都能各自为治。所以明君凭借人民自治的基础来完成国家的治理，所以天下就大治了。
by F.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