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
小时候认识一个阿姨。最开始我在家里养蚕（童年为数不多和其它种类的生灵的亲近，其它诸如捉过的蝴蝶蜻蜓蝌蚪，今日想要猫，也算是奢求了），下雨天偷偷爬到她家一楼的院子里偷摘桑叶，她打开院子门让我进去，担心我被枝叶间的蚊子蛰。后来我成长的很多年，时常见她傍晚陪她妈妈出门散步，和院子里的幼儿们逗趣，偶尔也会找我聊天，很是亲切。听闲人断断续续说起她的往事，说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长相出众，在八十年代早早读了研究生，结婚生子。后被丈夫抛弃，心智随之退化，成了低龄小姑娘一般，后来一直和母亲一起生活。学校怜惜她，保留了一份体面的闲职。这些流言好像突然划了一界线，我仍然喜欢她，但是心底总觉得她是不一样的人，心情开始别样了。
读书的时代，一位教过我的一位语文老师，她的丈夫听说很厉害，早年留德归国。女儿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承受精神疾病，失恋，暴瘦。一次去老师家补习，瞥见窗帘后摆着的治疗药物，我像看见什么似的，吓得连连跑开。
大学伊始，一位老师在投影仪上给了本地精神病院的电话，非常醒目投在墙上的一串号码。她说，希望你们能记住这个号码，这很重要。我自然是很不屑的。后来在社团认识的一个关系要好的学长，谈了个女朋友，隐隐听说有过精神治疗。后来我对那个姑娘很是畏惧。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心疾会离我这么近。这么近。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也遇到过很多人，很多故事。但是我前二十年的时间，没有生活经验（人们喜欢对没有阅历的姑娘报之以美德，这是什么情绪呢），大部分都活在文学的语境里，要命的是这语境是没有是非道德观的，文学的目的似乎就是美，不俗，把人间烟火从人间割舍出去，写人事而不涉人事。我在大部分成长过程里都有一个认知上的错误，总是希望从非常浪漫主义的角度理解一切，理解科学，文学，与人的关系。我活在这种不明所以的美的情境里，不涉品德，甚至对生死意义的界限都非常模糊。
以前我爱文学，只是尚未熟的涩果实的爱，极为羞涩，怕人笑，怕人看清。后来大大方方地爱了，不顾一切的，被伤害，于是又掺杂了不甘和恨意。我不能全身心地爱文学。日前和人谈话，对方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读文学，或者从事写作。我说没有。至于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选择不知道答案。
我喜欢的很多作家和诗人，伍尔夫，川端康成，海子，骆一禾，邱妙津，林奕含。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太痛苦了，我是怎么苟活到二十五岁的呢。正是因为有意识地有所保留地爱啊。
倘若依照正常人的评价体系，我承认我的心智是不健全的。高雅的心智与我无关。说是谵妄也好。偏偏这心疾是非常隐蔽的，因为有爱，有真善和伪善，有不自知的恶。有时候我自知需要被医治了，而站在我背后的无一人。站在我前面的，又无非是那些我仰慕而早夭了的的文字家。痛苦又不肯苟活的苏格拉底，医生怎么会知道他的“心疾”呢。我不能说他们不是好榜样，而是我心地太骄傲了，太虚荣了。我离开家四年，变坚强了是真真切切，然而在大部分和人事有关的问题上，都无法分清对错，我有太多太多的不知。这“不知”如leviathan一样闯入我前半生经验的象牙塔，这“不知”被遁世还是入世的选择所困顿，这“不知”又显然和我即将立身的年龄是不相匹配的，所以不敢轻易袒露给旁人，不被亲近的人理解，又被人苛责谩骂，形成如今色厉内荏的性情。我是认了的，我能担当的。
事实上我有幸在年少的时候接触了宗教，中学时代我喜欢的男孩子在一个清晨偷偷在我的座位抽屉里放了本圣经。我得以了解了他的信仰。而后的若干年里，在读文学的瓶颈阶段，我主动接触的却是尼采，柏拉图，斯宾诺莎之流。哲学若当真能给人以慰藉，想必是碾碎人子的傲慢，并蔑视生。哲学谈论太多的美德，以其自己刻薄的体系标准，这体系和世俗生活也是有出入的。好在我对哲学涉猎不深，其慰藉我不深，辜负也谈不上，仅仅算是跋涉了条弯路罢了。
两年前外婆生病的时候，我在异国的公寓里自己哭了很久。第一次意识到我是有罪的，生来就有的原罪。生来就注定会辜负，割断，舍弃，背离，以及佛教里说的“破执”。我作为一个符合大多数人的评价体系中品性优良的女孩子，我太厌恶“品性优良”了。我是伪善的，有罪的，你们看不到吗。
饮鸩止渴的精神鸦片：“理解的越多，就越痛苦。知道的越多，就越撕裂。但是他有和痛苦相对称的清澈，与绝望相均衡的坚韧。”
（从我十六岁到如今，我为什么没能坚持读完圣经呢。）
爱是一个古典又原始的命题，不论是人事上的爱（我被人辜负过，也对不起我辜负的人），还是对文学的爱（手足之爱），对理论物理的爱（这个爱挺肤浅的，叶公好龙罢了）。但是我对爱的笃信，有时候我自己都惊讶，这可能要感谢我的妈妈。
（钱钟书的《围城》之流，说起来总归还是太俗气了罢。）
抬笔至此，只愿我这颗抱恙的心，还能够有一星半点儿的希望。目之所接，精神契一，唯忧雨雪将至。
By Fang Wang